通用電氣(GE)澳大利亞業務主管斯蒂夫•薩金特(Steve Sargent)表示，人們常常意外地發現，這個人口僅2200萬的國家竟是通用電氣的最大市場之一，實際上比中國還要大。
這其中的奧秘，就在于一場資源熱潮，它讓這家綜合企業能夠向遍布澳大利亞的大型采礦和能源項目銷售機車、渦輪機和水下技術設備。但把這純粹看作澳大利亞的成功故事是誤導性的。
“記住，購買我們產品的最終并不是澳大利亞人，而是這個國家以北的30億人，”他表示，“如果說亞洲發展中國家是全球經濟的增長引擎，那么礦產豐富的澳大利亞就是在提供引擎的燃料。”
通過把自己與亞洲(尤其是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捆綁起來，澳大利亞實現了非凡的繁榮。該國正進入第21個連續增長的年頭，擁有AAA信用評級，失業率略高于5%，而且(與歐洲很多國家不同)擁有一個強大的銀行業。
隨著經濟重心轉向亞洲，澳大利亞是受益最多的發達國家。自2007年以來，澳大利亞經濟擴張了10%以上。澳大利亞政治記者喬治•邁格勞金斯(George Megalogenis)在他的新書《澳大利亞時刻》(The Australian Moment)中寫道：“我們轉向英國人和美國人尋求啟示與寬慰的日子已經過去�，F在是我們告訴他們如何做的時候了。”
然而，雖然與亞洲的聯系也許初看上去是一種福分，但一些人擔心，隨著推動亞洲增長的兩個大國——中國和印度——開始放緩，這些聯系到頭來可能是一種詛咒。按照這個論點，有“中國后院的采石場”之稱的澳大利亞陶醉于自己的資源財富，已變得過于依賴由大宗商品拉動的增長。這讓澳大利亞變得懶惰而自滿，同時分析師們擔心，這可能正吹起一個信貸泡沫。隨著澳大利亞財富增加，企業和政府不那么愿意做出加快生產率增長所需的全球節能環保網艱難決定;經濟學家們表示，澳大利亞的生產率增速需要從2006年至2011年期間的每年0.4%，恢復至每年大約1.5%。
法國興業銀行(Societe Generale)的迪蘭•格里斯(Dylan Grice)表示：“如果中國資源需求保持旺盛，一切或許都會不錯。否則，一切就不會那么美好了。實際上，無論如何都可能會有麻煩。”
資源行業的繁榮將澳元推高至很多制造商無法競爭的水平。支撐逾300萬就業崗位的青島旅游(www.quqingdao.com)業、零售業和教育行業也步履維艱。外國度假人士和潛在的留學生現在都發現，澳大利亞是一個極其昂貴的目的地，與10年前不同。同時，資源行業薪資飆升，導致其它一些行業無法留住或吸引員工。
種種因素的結合促使一些人問道，澳大利亞的一部分經濟領域是否已患上荷蘭病(Dutch diseas)?荷蘭病是指來自自然資源的收入扭曲其他經濟領域的現象。一些人主張，為取得成功，澳大利亞必須更為自信地重新界定其全球地位。
澳大利亞前總理保羅•基廷(Paul Keating)表示：“澳大利亞面臨的最大挑戰在更大程度上是心理上的，而非經濟上的。澳大利亞必須在心理上把自己視為地區的一部分，而不是一新能源個繼承了這個大陸并發了大財的白人部落。”
他表示：”我們必須在社會和心理層面上對那些沒有歐洲淵源的國家開放。”
盡管澳大利亞最近的經濟(截至今年3月的一年增長4.3%)和就業(5月新增近4萬)數據描繪了一幅可喜的畫面，但現實更為復雜。很多遠離西海岸礦業熱潮的澳大利亞人，特別是悉尼和墨爾本等東海岸城市的居民，沒有看到資源繁榮的好處。
在昆士蘭州黃金海岸經營一家汽車經銷商的貝里克•林頓(Beric Lynton)表示：“自去年10月以來，我手下已有6名有經驗的技工跳槽到了礦業公司。”他補充說：“我們的薪資沒法和他們比。”他解釋道，澳大利亞技工短缺意味著，他現在被迫從歐洲物色人手來填補空缺。
一些更為消極的情緒可歸咎于澳元強勁。在澳元兌美元匯率在1：1的水平徘徊之際，企業很難競爭。過去一年，礦業新增就業近6萬個，而零售和制造業損失近5萬個就業崗位。
隨著大量資金涌入新的采礦和天然氣項目，澳大利亞國庫部預測，未來兩年，與自然資源相關的經濟領域將每年平均增長9%。相比之下，非資源行業同期的平均年增幅將為2%。這種“雙速經濟”體現于最近的數據：在截至今年3月的一年，自然資源豐富的西澳大利亞州的需求增長14.5%(幾乎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倍)，但新南威爾士州僅增長1.9%。
可想而知，這種差距會產生政治沖擊波。澳大利亞國庫部長、執政黨工黨議員韋恩•斯旺(Wayne Swan)對吉娜•萊因哈特(Gina Rinehart)等礦業巨頭予以抨擊，萊因哈特最近被一家當地雜志冠以全球女首富的稱號。斯旺表示，這些億萬富翁正利用自己的財富反對“好的公共政策”和經濟改革。
他在談到萊因哈特入股澳大利亞最大傳媒公司之一、旗下擁有《悉尼先驅晨報》(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的Fairfax Media時表示：“少數在國家經濟成功中占得過高比例好處的既得利益群體現在認為，他們有權影響澳大利亞的未來，以滿足自己的私利。”
這場辯論仍在繼續，人氣不高、在下次大選中面臨慘敗的工黨少數派政府，利用預算“傳播礦業繁榮的成果”，包括向中低收入家庭發放50億澳元補貼。
這一切激起了礦業的憤怒回應。必和必拓(BHP Billiton)董事長雅克•納瑟(Jac Nasser)最近表示：“抨擊個人和特定行業，無助于增強人們對我國的信任，這么做一點好處都沒有。針對資源行業的攻擊尤其令人擔憂，在澳大利亞經濟中，這個行業有望繼續增長，并為更多澳大利亞人創造就業。”
“我們擁有一個世界級的行業，所有澳大利亞人都應為此自豪。但這是一個全球化且競爭異常激烈的行業，而且處在一個脆弱的階段。”
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澳大利亞資源行業的前路可能變得非常崎嶇。麥格理證券(Macquarie Securities)的布萊恩•雷迪肯(Brian Redican)表示：“即便中國決策者沒有把情況搞砸，這也可能意味著，未來5年期間他們對大宗商品的需求遠遠低于我們目前的估計。”
全球最大礦企理解這些風險。過去幾個月，隨著大宗商品價格前景趨軟，它們對擴張計劃發表了謹慎言論。
必和必拓最近放棄了未來5年向“增長型項目”投入800億澳元的目標。該公司首席執行官高瑞思(Marius Kloppers)表示，近期他不會批準任何大型項目。“其中一些項目的經濟效益發生了變化。我認為，未來兩年，或許是18個月，我們將靜觀其變，看形勢如何發展。”
澳大利亞政府反駁稱，在澳大利亞5000億澳元的資源投資管道中，逾半待建項目已獲批，下一個階段的增長將來自大型天然氣項目，目標是銷往日本和韓國。澳大利亞國庫部預測，未來12個月，企業將向資源行業投入創紀錄的1200億澳元。
但建筑和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漲意味著，分析師估計，很多項目可能不會上馬。澳大利亞礦業協會(Minerals Council of Australia)最近委托編制的一份報告顯示，相比西非，鐵礦石項目在澳大利亞的建設成本要高出75%，同時電煤礦新增單位產能的成本5年內上漲了3倍，危及力拓(Rio Tinto) 20億澳元的Mount Pleasant電煤礦等項目。
在工黨政府決定推出新的碳排放和采礦稅之后，財政體制的不確定性也變得更加突出。
“澳大利亞有風險嗎?有的，”嘉能可(Glencore)首席執行官伊凡•格拉森伯格(Ivan Glasenberg)最近表示，“這是一個第一世界國家，但這個國家在做的一些事，正使人們對于投資變得謹慎起來。因此，澳大利亞正變成另外一個國家，你必須確定規則不會對你發生變化。”
除了自然資源行業，還有一些問題對澳大利亞經濟構成威脅。一個是房地產價格高新能源企。另一個是消費者欠債過多。與他們在北半球的盎格魯撒克遜同胞一樣，過去20年期間，澳大利亞人支出超過收入(債務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超過160%)，他們現在正試圖還債。
格里斯表示：“如果你揭開澳大利亞‘奇跡’的表面，你不僅會發現一個奇跡般的大宗商品超級周期;你還會發現一個奇跡般的信貸超級周期。一個信貸泡沫建立在大宗商品市場基礎上，而后者建立在一個更大的中國信貸泡沫基礎上，澳大利亞看上去像是一根杠桿化的杠桿，一個債務抵押債券(CDO)的平方。”
澳大利亞央行(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行長格倫•史蒂文斯(Glenn Stevens)表示，“家庭去杠桿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釋經濟中的不均勻。他表示：“問題不僅僅在于，礦業正通過吸引勞動力和資本以及推升匯率，對其他行業造成擠壓。這些問題確實存在，但即便沒有礦業繁榮，一些之前因為家庭支出增長異常強勁而表現良好的行業，無論如何都會放緩增長。”
盡管存在上述種種脆弱性，但幾乎毫無疑問的是，澳大利亞在發達經濟體中處于獨特地位，能夠獲益于經濟實力向亞洲的轉移。這不僅僅取決于中國(中國的健康增長很可能還會持續幾十年)，還取決于亞洲中產階層的全面壯大，這將需要用澳大利亞原材料建造的基礎設施。
澳大利亞影子國庫部長、悉尼議員喬•霍克(Joe Hockey)表示：“我確信，我們正站在我國歷史上最偉大時代的門檻上，挑戰將是管理富裕。”
但要抓住這一歷史性機遇，澳大利亞人必須解決該國雙速經濟所導致的問題，并且像邁格勞金斯所說的那樣，開始“更認真地對待自己的后院”。
“無所作為，聽任礦業來決定這種關系，將讓其他90%的經濟領域無法與整個地區進行富有成效的往來，使澳大利亞陷入一種新的隔離形態。澳大利亞要么成為一個偉大國家，要么變成亞洲的富有白人垃圾。”
這其中的奧秘，就在于一場資源熱潮，它讓這家綜合企業能夠向遍布澳大利亞的大型采礦和能源項目銷售機車、渦輪機和水下技術設備。但把這純粹看作澳大利亞的成功故事是誤導性的。
“記住，購買我們產品的最終并不是澳大利亞人，而是這個國家以北的30億人，”他表示，“如果說亞洲發展中國家是全球經濟的增長引擎，那么礦產豐富的澳大利亞就是在提供引擎的燃料。”
通過把自己與亞洲(尤其是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捆綁起來，澳大利亞實現了非凡的繁榮。該國正進入第21個連續增長的年頭，擁有AAA信用評級，失業率略高于5%，而且(與歐洲很多國家不同)擁有一個強大的銀行業。
隨著經濟重心轉向亞洲，澳大利亞是受益最多的發達國家。自2007年以來，澳大利亞經濟擴張了10%以上。澳大利亞政治記者喬治•邁格勞金斯(George Megalogenis)在他的新書《澳大利亞時刻》(The Australian Moment)中寫道：“我們轉向英國人和美國人尋求啟示與寬慰的日子已經過去�，F在是我們告訴他們如何做的時候了。”
然而，雖然與亞洲的聯系也許初看上去是一種福分，但一些人擔心，隨著推動亞洲增長的兩個大國——中國和印度——開始放緩，這些聯系到頭來可能是一種詛咒。按照這個論點，有“中國后院的采石場”之稱的澳大利亞陶醉于自己的資源財富，已變得過于依賴由大宗商品拉動的增長。這讓澳大利亞變得懶惰而自滿，同時分析師們擔心，這可能正吹起一個信貸泡沫。隨著澳大利亞財富增加，企業和政府不那么愿意做出加快生產率增長所需的全球節能環保網艱難決定;經濟學家們表示，澳大利亞的生產率增速需要從2006年至2011年期間的每年0.4%，恢復至每年大約1.5%。
法國興業銀行(Societe Generale)的迪蘭•格里斯(Dylan Grice)表示：“如果中國資源需求保持旺盛，一切或許都會不錯。否則，一切就不會那么美好了。實際上，無論如何都可能會有麻煩。”
資源行業的繁榮將澳元推高至很多制造商無法競爭的水平。支撐逾300萬就業崗位的青島旅游(www.quqingdao.com)業、零售業和教育行業也步履維艱。外國度假人士和潛在的留學生現在都發現，澳大利亞是一個極其昂貴的目的地，與10年前不同。同時，資源行業薪資飆升，導致其它一些行業無法留住或吸引員工。
種種因素的結合促使一些人問道，澳大利亞的一部分經濟領域是否已患上荷蘭病(Dutch diseas)?荷蘭病是指來自自然資源的收入扭曲其他經濟領域的現象。一些人主張，為取得成功，澳大利亞必須更為自信地重新界定其全球地位。
澳大利亞前總理保羅•基廷(Paul Keating)表示：“澳大利亞面臨的最大挑戰在更大程度上是心理上的，而非經濟上的。澳大利亞必須在心理上把自己視為地區的一部分，而不是一新能源個繼承了這個大陸并發了大財的白人部落。”
他表示：”我們必須在社會和心理層面上對那些沒有歐洲淵源的國家開放。”
盡管澳大利亞最近的經濟(截至今年3月的一年增長4.3%)和就業(5月新增近4萬)數據描繪了一幅可喜的畫面，但現實更為復雜。很多遠離西海岸礦業熱潮的澳大利亞人，特別是悉尼和墨爾本等東海岸城市的居民，沒有看到資源繁榮的好處。
在昆士蘭州黃金海岸經營一家汽車經銷商的貝里克•林頓(Beric Lynton)表示：“自去年10月以來，我手下已有6名有經驗的技工跳槽到了礦業公司。”他補充說：“我們的薪資沒法和他們比。”他解釋道，澳大利亞技工短缺意味著，他現在被迫從歐洲物色人手來填補空缺。
一些更為消極的情緒可歸咎于澳元強勁。在澳元兌美元匯率在1：1的水平徘徊之際，企業很難競爭。過去一年，礦業新增就業近6萬個，而零售和制造業損失近5萬個就業崗位。
隨著大量資金涌入新的采礦和天然氣項目，澳大利亞國庫部預測，未來兩年，與自然資源相關的經濟領域將每年平均增長9%。相比之下，非資源行業同期的平均年增幅將為2%。這種“雙速經濟”體現于最近的數據：在截至今年3月的一年，自然資源豐富的西澳大利亞州的需求增長14.5%(幾乎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倍)，但新南威爾士州僅增長1.9%。
可想而知，這種差距會產生政治沖擊波。澳大利亞國庫部長、執政黨工黨議員韋恩•斯旺(Wayne Swan)對吉娜•萊因哈特(Gina Rinehart)等礦業巨頭予以抨擊，萊因哈特最近被一家當地雜志冠以全球女首富的稱號。斯旺表示，這些億萬富翁正利用自己的財富反對“好的公共政策”和經濟改革。
他在談到萊因哈特入股澳大利亞最大傳媒公司之一、旗下擁有《悉尼先驅晨報》(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的Fairfax Media時表示：“少數在國家經濟成功中占得過高比例好處的既得利益群體現在認為，他們有權影響澳大利亞的未來，以滿足自己的私利。”
這場辯論仍在繼續，人氣不高、在下次大選中面臨慘敗的工黨少數派政府，利用預算“傳播礦業繁榮的成果”，包括向中低收入家庭發放50億澳元補貼。
這一切激起了礦業的憤怒回應。必和必拓(BHP Billiton)董事長雅克•納瑟(Jac Nasser)最近表示：“抨擊個人和特定行業，無助于增強人們對我國的信任，這么做一點好處都沒有。針對資源行業的攻擊尤其令人擔憂，在澳大利亞經濟中，這個行業有望繼續增長，并為更多澳大利亞人創造就業。”
“我們擁有一個世界級的行業，所有澳大利亞人都應為此自豪。但這是一個全球化且競爭異常激烈的行業，而且處在一個脆弱的階段。”
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放緩，澳大利亞資源行業的前路可能變得非常崎嶇。麥格理證券(Macquarie Securities)的布萊恩•雷迪肯(Brian Redican)表示：“即便中國決策者沒有把情況搞砸，這也可能意味著，未來5年期間他們對大宗商品的需求遠遠低于我們目前的估計。”
全球最大礦企理解這些風險。過去幾個月，隨著大宗商品價格前景趨軟，它們對擴張計劃發表了謹慎言論。
必和必拓最近放棄了未來5年向“增長型項目”投入800億澳元的目標。該公司首席執行官高瑞思(Marius Kloppers)表示，近期他不會批準任何大型項目。“其中一些項目的經濟效益發生了變化。我認為，未來兩年，或許是18個月，我們將靜觀其變，看形勢如何發展。”
澳大利亞政府反駁稱，在澳大利亞5000億澳元的資源投資管道中，逾半待建項目已獲批，下一個階段的增長將來自大型天然氣項目，目標是銷往日本和韓國。澳大利亞國庫部預測，未來12個月，企業將向資源行業投入創紀錄的1200億澳元。
但建筑和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漲意味著，分析師估計，很多項目可能不會上馬。澳大利亞礦業協會(Minerals Council of Australia)最近委托編制的一份報告顯示，相比西非，鐵礦石項目在澳大利亞的建設成本要高出75%，同時電煤礦新增單位產能的成本5年內上漲了3倍，危及力拓(Rio Tinto) 20億澳元的Mount Pleasant電煤礦等項目。
在工黨政府決定推出新的碳排放和采礦稅之后，財政體制的不確定性也變得更加突出。
“澳大利亞有風險嗎?有的，”嘉能可(Glencore)首席執行官伊凡•格拉森伯格(Ivan Glasenberg)最近表示，“這是一個第一世界國家，但這個國家在做的一些事，正使人們對于投資變得謹慎起來。因此，澳大利亞正變成另外一個國家，你必須確定規則不會對你發生變化。”
除了自然資源行業，還有一些問題對澳大利亞經濟構成威脅。一個是房地產價格高新能源企。另一個是消費者欠債過多。與他們在北半球的盎格魯撒克遜同胞一樣，過去20年期間，澳大利亞人支出超過收入(債務與可支配收入的比率超過160%)，他們現在正試圖還債。
格里斯表示：“如果你揭開澳大利亞‘奇跡’的表面，你不僅會發現一個奇跡般的大宗商品超級周期;你還會發現一個奇跡般的信貸超級周期。一個信貸泡沫建立在大宗商品市場基礎上，而后者建立在一個更大的中國信貸泡沫基礎上，澳大利亞看上去像是一根杠桿化的杠桿，一個債務抵押債券(CDO)的平方。”
澳大利亞央行(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行長格倫•史蒂文斯(Glenn Stevens)表示，“家庭去杠桿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釋經濟中的不均勻。他表示：“問題不僅僅在于，礦業正通過吸引勞動力和資本以及推升匯率，對其他行業造成擠壓。這些問題確實存在，但即便沒有礦業繁榮，一些之前因為家庭支出增長異常強勁而表現良好的行業，無論如何都會放緩增長。”
盡管存在上述種種脆弱性，但幾乎毫無疑問的是，澳大利亞在發達經濟體中處于獨特地位，能夠獲益于經濟實力向亞洲的轉移。這不僅僅取決于中國(中國的健康增長很可能還會持續幾十年)，還取決于亞洲中產階層的全面壯大，這將需要用澳大利亞原材料建造的基礎設施。
澳大利亞影子國庫部長、悉尼議員喬•霍克(Joe Hockey)表示：“我確信，我們正站在我國歷史上最偉大時代的門檻上，挑戰將是管理富裕。”
但要抓住這一歷史性機遇，澳大利亞人必須解決該國雙速經濟所導致的問題，并且像邁格勞金斯所說的那樣，開始“更認真地對待自己的后院”。
“無所作為，聽任礦業來決定這種關系，將讓其他90%的經濟領域無法與整個地區進行富有成效的往來，使澳大利亞陷入一種新的隔離形態。澳大利亞要么成為一個偉大國家，要么變成亞洲的富有白人垃圾。”
